马斯克卖碳赚了16亿美元，碳交易卖的究竟是什么

 

 

最近，“碳中和”成为了无比火热的新词，“碳中和、碳达峰”在今年两会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，且被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，中国领导人也做出了力争于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，并在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，国务院和央行也都发布了相关的推动政策。

 

一时间，从实业公司到资本市场，都在好奇地讨论它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改变，二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很多冲击涨停的“碳中和概念股”。

 

碳排放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还可以换成真金白银。特斯拉在2020年，依靠售卖碳排放积分，获得了15.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，是年净利润的两倍多，可以说特斯拉卖碳积分比卖车还赚钱。

 

对于突然火了的“碳中和”，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疑问——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，要在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？后发国家一般都要大力发展工业，这就难以避免大量碳排放，我们有做好“碳中和”的准备吗？碳交易听起来像比特币一样魔幻，它能实现吗？我们结合了很多优秀观点，来分析“碳中和”的背景和未来。

 

一、碳达峰、碳中和是什么？为什么最近火了？

 

“碳中和”，是指自身温室气体的零排放。目前人类科技水平，生产生活中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例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碳排放。

 

我们现在说的“零排放”，并不是指不排放，而是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、可回收材料、提高能源效率，以及植树造林、碳捕捉等方式，来将自身碳排放“吸收”，实现正负抵消，达到相对“零排放”。

 

基于此，就比较好理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“2030年碳达峰”这个目标，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工业的增长离不开二氧化碳排放，但在“2060年碳中和”的大目标下，需要在2030年让碳排放达到最高峰，然后逐年下降。

 

为什么是2060年？因为全球科学家达成了共识，人类需要在这一期限内实现碳中和，才能有更好的几率避免最严重的气候灾难，例如全球变暖问题，这要求人类社会共同努力。

 

 二、如何实现“2060碳中和”目标？听起来很魔幻的“碳交易”是什么？

 

光有各国政府的政治承诺还不够，要想减少碳排放，势必会带来短期成本的上升，从企业盈利角度是动力不足的。

 

此时，“市场之手”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，把碳排放量化，变成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。

 

这种方法在人类控制酸雨问题中已经奏效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酸雨问题严重，二氧化硫会污染河流和土地，并让建筑物加速腐蚀。美国政府发明了市场方法来应对酸雨，对那些造成酸雨问题的企业设定排放上限，如果超过就需要去购买额度，不然会面临巨额罚款。这种方法非常奏效，并且实施成本很低。

 

对于碳排放，未来每一吨排放量都意味着金钱损失，它将改变人们对这些东西是免费的传统想法。

 

“碳交易”即是政府为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上限，并把这个量用排放配额的形式分配或者出售给企业，每个企业都可以购买和出售排放配额。

 

参加交易的制造工厂、电厂等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配额进行调整，如果削减了排放量，就可以出售余量，或是把它存起来备用；如果用尽了现有配额，那就需要购买更多的配额，而购买价格通常具有惩罚性质。

 

随着时间推移，政府可以降低排放量上限，让配额更加稀缺，加大价格压力，从而促进企业减排，以此释放市场竞争，推动节能和清洁技术的使用。

 

目前欧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在采取这种方法。中国自2011年开始，启动了地方碳交易试点工作。湖北官方在今年3月表示，全国碳市场将在6月底前启动线上交易，国家生态环境部正式印发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首先为2225家电企开始正式注册，谁能够在发电、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，积攒足够的碳排余额就可以出售获利。

 

而碳排放比较大的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钢铁、有色、造纸、航空等八个重点行业，也将逐步纳入交易市场，像电解铝这种能耗大的行业，就有很大可能进入。这些行业排放高的企业，将是碳交易市场的主要买家。

 

另一方面，新能源（光伏、风电、水电）、电动车、环保等相关企业，将是碳交易中的主要卖方。以及那些节能减排做得好的公司，可以出售额外的碳排放配额给需求方。

 

如果中国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碳交易，那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，因为还没有人在这样大的经济规模上进行这种尝试。

 

三、特斯拉主要靠“卖碳”盈利？科技巨头们都做了什么？

 

科技巨头普遍积极参与碳中和计划。

 

从个人层面来看，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就是其中一位，他每年需要大量坐私人飞行出行，但私人飞机无疑是造成碳排放的一大原因。

 

当然，盖茨没有因此放弃坐私人飞机改成普通航班，而是每年直接花费700万美元来抵消个人的碳足迹，也就是为自己超标的碳排放买配额。

 

盖茨另外投资了很多碳中和项目，特别是碳捕集、利用与碳封存技术（CCUS）等等，这些是通过间接方式来减碳。

 

当然，对碳交易最积极的是特斯拉。在2020年财报中，特斯拉首次实现了年度盈利（7.21亿美元），其中卖碳积分带来了15.8亿美元的收入，是净利润的2倍多。

 

美国并不是全国实行碳排放积分政策，有11个州要求汽车制造商在2025年之前，需要销售一定比例的零排放汽车。如果达不到足够数量，那么就得去购买碳排放积分来弥补差额，从而避免巨额罚款，于是特斯拉就成为了“卖碳翁”。

 

虽然特斯拉并未在财报中披露购买其碳排放的企业名称，但事实上，2019年美国车企通用汽车和欧洲车企菲亚特克莱斯勒，都表示自己向特斯拉购买其在美国的碳排放额度。菲亚特克莱斯勒在全球已经支付了18亿欧元，来购买碳排放额度。

 

其他科技巨头也纷纷尝试“碳生意”。苹果公司在2020年的秋季发布会上，宣布取消iPhone附带的耳机和插头，将为其生产和物流等环节每年减少200万吨碳排放。

 

根据苹果2020年环境报告，整个公司2019的年排放量为2510万吨。其中办公运营的碳排放基本为0，碳排放集中在产品的生产、流通和使用环节。以iPhone 11 pro Max为例，一台设备的全生命周期大概排放86千克的二氧化碳，其中78%是制造环节产生，3%是交通环节产生，18%是全生命周期用的电力导致的排放。

 

 

苹果的碳足迹（2019年）

 

腾讯是中国科技巨头中，对碳排放比较重视的公司，与苹果类似，腾讯也采取了两条路并行的方式，一是自身在能耗方面实现节能减排，如数据中心、服务器、办公大楼等节能减排；二是用数字技术，通过庞大的腾讯生态公司，来提升各行业的能效和降低碳排放。

 

例如对于耗电巨大的数据中心，可以把选址放在风电、水电、光伏等绿色能源充裕的地区，并且采取更高效率的制冷和供配电架构，来减少碳排放。

 

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承诺要在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，全球碳市场都在积极扩张，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达到21个，全球碳交易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。

 

四、中国作为后发国家，为什么敢于挑起“碳中和”大旗？

 

长期以来，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认为，不应该与污染数十年来不经控制的发达国家，承担同样的减排负担。

 

例如中国从农业体系向工业体系发展过程中，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伴随着高碳排放，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进程，但发展中国家也有追求发展的权利。

 

并且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形成，很多碳排放较大的制造环节都设在了发展中国家。所以今天盲目限制后发国家的碳排放是有失公允的，甚至有打压后发国家的嫌疑。例如欧盟曾威胁称，如果中国不减少排放，就将征收“碳关税”。

 

但中国现在承诺以身作则，提出206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的目标，符合成为超级大国的抱负。中国的承诺也是极具魄力的，因为这意味着这个超级经济体需要转型。

 

从生产食物，到消耗能源的方式，都需要改变。例如在效率低下的畜牧业中，牛排放的屁也是温室气体的核心来源，我们可能需要大力发展人造肉（无论是植物基还是动物基的人造肉）；化石能源的排放也占据大头，那我们就需要让电动车替代燃油车，并且要用“绿色电”…… 

 

丁仲礼院士曾说过：“排放权就是发展权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基本人权”。“碳中和”背后的能源竞争和产业变革，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。

 

远川研究所科技组曾撰文指出，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，就离不开其打造的最具时代性的“原油体系”。“高效炼化技术-全新输油管道-创新汽车生产线”，最终形成了“生产-传输-利用”的循环体系，成功取代了由英国主导的“煤炭体系”，大大加速了美国工业的发展。“生产-传输-利用”的循环体系也成为了二战后美国石油霸权的基石。

 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每年在进口石油和能源安全上的投资是天文数字。而要真正打破这个局面，中国需要的是一次在能源领域的创新革命。这便是如今最热的赛道：“硅能源”革命，即由光伏-特高压-新能源车组成，对应一个新的“生产-传输-利用”循环体系。

 

不可否认的是，“光伏、特高压、新能源”这个循环体系，在2020年都相继迎来了突破和发展，中国能源大三角正逐渐完备，也给了决策层206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的信心。在“清洁能源”政治正确的外衣之下，“碳中和”的本质，是一场硅能源取代碳能源的能源革命。

 

 

2050年中国化石燃料发电占比有望从70%降低至10%（图片来源：华泰证券）

 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指出，中国现在的可再生能源容量（光伏、风电、水电装机量）达到了全球的30%，无论在投入还是规模上都领跑全球。

 

按中金公司研究部各行业组测算汇总，我们预计到2060年70%的能源将由清洁电力供应，约8%将由绿氢支撑，剩余约22%的能源消费将通过碳捕捉方式，从而实现碳中和。

 

五、“碳中和”如何通过资本落地？

 

在背后推动碳中和的“市场之手”，左手是上文提及的“碳交易”，右手就是影响力投资。

 

与以前更侧重公司财务层面的分析相比，影响力投资更专注于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它是一种投资机构评估公司的方法。

 

20世纪70年代初，米尔顿·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写下了一个著名观点：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。但有人一直持反对态度，例如影响力投资之父罗纳德·科恩认为，资本应该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。

 

哈佛商学院曾做了一项研究，发布了1800家公司所造成的环境破坏。这些公司中，有252家公司每年造成的环境破坏超过了盈利。在一个拥有影响力加权账户的世界里，这些公司将成为亏损公司。另外，其中543家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相当于其利润的25%或更多，这1800家公司每年给环境造成3万亿美元的损失。

 

影响力投资要求投资者能够从利润和环境影响两个维度来看待业绩，来做出投资决策。这与ESG投资很类似，ESG即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，也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估分析体系中。但这些评估方法面临的问题都是，如何把社会责任量化？

 

如今，比较各公司的碳排放情况是良好的入手点，现在大约有56家公司采用某种形式的影响力评估，例如法国达能集团，于去年开始公布经碳排放调整后的每股收益。

 

一方面通过“碳交易”直接令企业可以通过节能减排获得收益，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力投资或是ESG投资令资本倾向于投资环境友好的公司，这都是实现“碳中和”的重要抓手。

 

在全球实现“碳中和”的过程中，风险投资机构也大有可为，数字化和智能技术的大范围应用，都将为碳中和提供强劲驱动力，实现节能减排与数字经济的双重发展。

 

2021年是“碳中和”元年，随着“2060年实现碳中和”目标的提出，中国经济的能源转型和结构性升级将进入快车道。在实现“碳中和”的过程中，也势必伴随着电动车渗透率提升；工业互联网渗透率提升；云计算、AI、智慧城市等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等等，这些领域都会为节能减排贡献巨大的力量，这也意味着风险投资机构的大机会。

 

“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”，碳中和愿景必然来自持续的科技创新。每一次有意义的投资，都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一份推进力。